原标题：中欧人权对话新十年需要创造性新思维郑若瀚 人权，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公共话语中为数不多的人类共同道德话语。然而，这一概念自诞生以来，争议从未中断，甚至成为一些分歧的原点。面对这一长期存在且日益复杂的争议，中欧人权研讨会走过了十个年头，2026年5月迈入新的十年。与十年前相比，我们面临更突出的挑战和更复杂的现实环境，意味着中欧人权对话需要以创造性的方式，探索重塑关键性共识的新思路。 共识稀缺的世界急需团结起来 当前，地缘冲突频发、保护主义抬头、全球治理赤字加剧、技术革命带来伦理挑战，一系列交相叠加的剧变使得人类社会正在被卷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漩涡之中。国际社会急需重建共识。 两次世界大战将人类文明推向深渊。二战结束后，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凝聚了人类道德共识。人权承载了人们对于自由、平等和人之尊严的普遍性信念，成为人类重建文明的重要基石。而恰恰因为人权拥有这种强大的道德感召力量，它也逐渐被多方势力当作了一种“好用”的工具。 人权概念的工具化严重削弱了其道德权威与规范效力。特别是基于政治算计而非普遍原则的“人权外交”，将人权异化为对抗性话语和博弈工具，甚至酿成了一系列人道主义灾难。 有鉴于此，人权需要重新成为一种团结性的力量，而非作为区分阵营、实施制裁、干涉施压的工具。本次在巴黎举行的中欧人权研讨会聚焦国际团结，其意义正在于此。 跨文明人权共识始终存在可能 在文明视角下，差异总是常态。中欧在人权上的认知差异，首先源于哲学与文化传统的不同。欧洲现代人权观念的诞生，与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思潮以及社会契约论紧密相连，强调的是先于国家存在的“自然权利”。在中国，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则具有明显的整体主义倾向，个人往往被置于家庭、社会与国家的有机关系网络中加以理解，人权既关乎个人权利，也带有集体权利的维度。 不同的历史经验与发展阶段塑造了中国与欧洲国家相异的人权实践路径，中欧对于具体权利实现条件、方法的认识以及相应制度设计也有差异。此外，在相互凝视的棱镜中，中欧形成了彼此基于想象的刻板印象。这种认知的偏差，根源在于人们倾向于从自身的历史和生活经验审视和解读“他者”复杂的现实。 当然，中欧人权观并非全然对立。无论是对于“人的尊严”这一根本价值的确信，还是关于避免权力作恶的基本主张，中欧并无分歧。从历史来看，在现代化进程中，儒家文化“东学西渐”，曾为欧洲启蒙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种跨文化的启发性思考；反过来，欧洲人权学说“西学东渐”，影响了近代中国对于人权语词的接纳和人权理念的发展。这反映出中欧人权共识具有现实和历史基础。 中欧人权对话如何面向新十年 过去十年，中欧人权对话取得了不少成效，积累了不少成果。但要想进一步破局，仍需要进一步摆脱那些限制了人们思考的认知惯性和话语牢笼，更富有智慧地、创造性地开展对话。 中欧人权对话需要有超越中国和欧洲的视野。人权的实现离不开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提出“人人有权要求一种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本宣言所载的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作为全球化与多极化的支持者，中国和欧洲都需要在匡正国际秩序的进程中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因此，中欧人权对话既要关注中欧共同问题，也需要共同审思和直面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问题背后的权力分配问题和南北关系问题。 中欧人权对话需要为人权“减负”。人权的工具化滥用和中欧人权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也缘于人们对人权这个寄托了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的语词施加了过重的负担，以至于使其太容易被经贸问题、政治问题等现实利益捆绑。中欧人权对话应当有一种智慧和担当，让人权同具体利益问题解绑，不再充当中欧经贸往来、人文交流的谈判砝码和博弈工具。 中欧人权对话也要借力于人权的“不确定性”。人对确定性的依赖同外部不确定性的持续增加，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人权问题上，人们也总是试图寻找确定性，希望以确定的规范、标准、制度来消解不确定性。然而，这非但未能如愿，反而加剧了对立。中欧人权对话，要寻找确定性，但也要寻找一种“创造性的模糊”，使得中欧之间的理解和建设性合作成为可能。 （本文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副教授，文章首发于中新社“东西问”栏目）